郑渝川 | 戴维营和谈带来的和平曙光

作者：郑渝川（知名书评人、时评人）

编辑：小聂

1978年9月，受美国总统卡特邀请，当时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抵达美国总统休养地戴维营，就中东问题和平解决方案展开会谈。

达成埃以和平、阿以和平、巴以和平，当然是中东各国乃至全球各国的由衷愿望，但这又是看上去不具备可能性的目标。埃及是阿拉伯国家阵营中的领头羊，是历次阿以中东战争的最重要中坚力量。包括埃及在内，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的恶感非常深切，尤其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的几次战争，前者在战力占优的情况下大面积溃败，极大的刺激了基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民粹狂热。而以色列在二战后协定的国土协议之外占领的国土上，也实施了对于巴勒斯坦人等阿拉伯部族居民的种种排斥性、歧视性甚至压迫性、杀戮性的政策，并强硬推进犹太人定居点扩建。

更加棘手的是，苏联在英法殖民列强的力量撤出中东后，也开始插手这一地区，慷慨援助埃及增强军事实力。众所周知，以色列的主要保护者是美国。这意味着，中东地区成为了两强直接交锋及暗里博弈的赛场，恰恰该地区又是世界上原油储量最为惊人、开采难度最低的产油区，所以在怎样实现中东和平、达成什么样的和平局面等目标上，美国和苏联的意图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苏方更有意愿维持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战略威慑能力平衡，而不愿看到以色列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以此可以给美国制造更多麻烦。

那么，卡特、萨达特、贝京又是为何会在1978年的9月，专门聚到一起，还拿出了十三天来商谈和平的呢？卡特显然是美国20世纪历任总统中，最不好战的一个，他离任后也长期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消弭冲突。当然，卡特本人也很清楚，如果能够促成看上去根本不可行的埃以和平协议，这无疑有助于提升其威望，大选连任变得很有希望。萨达特是埃及民族独立运动中的著名革命家，他非常清楚接触以色列很可能使之面临埃及全国人民乃至整个阿拉伯阵营的怒火，但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情感，使得他厌倦了日复一日与以色列保持敌对状态，希望通过有限的让步来为埃及获得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贝京会同意参加和平会谈，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贝京出生于波兰，参加过地下抵抗运动，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抵达巴勒斯坦地区后，为争取犹太人独立建国，贝京长期从事军事抵抗甚至接近于恐怖主义的行动，这段经历也使之在后来的从政生涯中广受质疑。在将以色列反对党重组为利库德集团后，贝京于1977年获选为以色列总理。作为政治家的贝京，是典型的鹰派，号称绝不妥协。

美国著名作家、编剧、《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劳伦斯·莱特解释指出，尽管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先胜后败，这使得萨达特清楚的意识到不能通过武力来打败以色列以赢得政治目的；反过来，贝京也惊愕的发现，如果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就将大大缩小与以色列在军事对抗能力方面的差距。可以说，一次没有绝对赢家的战争，以惨痛的伤亡迫使双方审视创建和平的可能性。

但光有可能性还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在1973-1978年，尽管埃以关系、阿以关系有所缓和，但人们普遍仍然认为，和平仍然距离太远。

所以，1978年9月17日这一天，当卡特、萨达特、贝京三人签署戴维营协议（含《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纲要》两份协议），以埃及和以色列各自作出重大妥协，为巴勒斯坦建国提供了可能，这让世界舆论感到震惊甚至狂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戴维营协议同样没有做到让中东地区实现广泛的阿以和解，没有带来永久的和平，但这比起之前的纷乱，有了太多太多的进步，至少让人们看到真诚追求和平可以带来希望，至少让人看到了坚冰破碎的可能性。

也正因为此，卡特这样一个在其总统任内没有其他耀眼政绩（还留下了伊朗人质危机等“负资产”）的政治家，在其离任后，被视为伟人；而萨达特则因为追求和平的勇气，遭遇刺杀身亡；至于贝京，人们更愿意提到他在戴维营和谈期间的贡献，而不是仅仅提及他过去的争议经历。

劳伦斯·莱特所著的《九月的十三天：卡特、贝京与萨达特在戴维营》一书，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书的叙述穿插了两条主线，一是和谈期间三大主角的交锋、沟通、妥协与合作，二是自摩西出埃及以来的埃以关系简史。书作者非常细致的刻画了卡特、贝京与萨达特三个人的形象，以及他们在不同政治环境中崛起的过程，交待叙述了他们尤其是埃以领导人意识形态观念与政治立场，在现实环境中发生转变的动力所在。

作为作家加编剧的劳伦斯·莱特尤其擅长于描绘人物之间的争锋，书中将1978年9月6日-17日的十三天中的每一天，划分为一节，传神的再现了三个伟大政治人物之间的辩论、争吵、和解，以及他们为达成必要的合作与妥协，向各自国家的代表团成员发表的说服工作。透过书作者的描绘，读者会对卡特和萨达特的理想主义，以及贝京现实与强硬相融的谈判风格留下深刻印象。

劳伦斯·莱特说，戴维营峰会没有创造出一份会带来永久和平的协议，虽然各方都有寻求和平的动力，但彼此之间的共识太少，而基于民间的仇视情绪又太重。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二战后，几个大国统一创建以色列国，以补偿在二战期间付出了惨重牺牲代价的犹太人族群，却事实上制造出巴勒斯坦难民族群，阿拉伯国家都不太愿意让后一族群进入自己的国家和社会。这种情况下，埃以、巴以、阿以和平难以实现，双方没有为和平做出牺牲的政治勇气，而有这样勇气的人，如萨达特，则付出了个人牺牲的代价。

这本书的后记中还提到，1978年的戴维营峰会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会议。卡特将贝京和萨达特聚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结果触发了二者的敌对情绪，多次差点把谈判搞砸。最终，贝京和萨达特只是因为难以忍受戴维营和谈，才勉强签署了协议——“他们都清楚历史的光辉正照耀在他们身上，他们在戴维营成功做到的或者未能做到的东西，将超出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所实现的任何其他成就。”